伯读之大喜，遂约之入浙。第二年叔儗过会稽，留连累月，“饷之缗钱甚夥”16。还有人称“金华五高”之一的杜旃（仲高）也曾经从辛弃疾那里得到过“开山田”的赏赐。事见高翥《喜杜仲高移居清湖》一诗，原注云:“稼轩为仲高开山田，仲高有辛田记。”17又如叶绍翁写过一首《题岳王墓》诗，用来歌颂抗金名将岳飞，结果“是诗流传，脍炙人口，其家月致馈于叶”18。可见叶绍翁就是凭着一首诗而得到了岳家的欢心，后来每个月都能得到岳家馈赠。

　　老江湖的戴复古深知个中滋味，所以他有“穷贱交游谁复记，江湖踪迹早成陈”20的感触。因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干谒确是江湖诗人谋生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不宜把它当作江湖诗人唯一的或主要的谋生手段。必须清醒地看到，能从达官贵人处获得重赏，只是极少数最优秀的江湖诗人才能拥有的机会，这种机会还会因为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可期盼和无法重复。江湖诗人的“谒客”名声之所以如此响亮，主要是由于这种类似于彩票中奖的个别成功事例太为众人所艳羡，津津乐道而广泛流传所造成的宣传效应而已。

　　一大批普通的江湖诗人又该如何解决生计问题呢?笔者发现，江湖诗人通过投奔一些具有官员或地主身份，家境较好的亲朋好友，寻求他们的接济，倒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生活来源。这种谋生方式与上述的干谒虽有某种联系和相似之处，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却有很大的不同。江湖诗人与这些对象交往的特点在于彼此地位比较平等，关系相当亲密，有的更是志同道合，趣味相投。他们之间的频繁来往，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功利目的，主要是出于情感的需要。如俞桂在居官时就非常期盼诗友们到他那里做客，其诗云:“幸喜居官事不多，空庭吏散雀堪罗。近来转觉诗朋少，谁肯高轩为我过?”21在这样的交往中，江湖诗人尽管是受周济和帮助的对象，却不会有损自己的人格尊严

　　高翥的朋友很多，“所交皆名士，及为大官，不肯下气强附，独与陈宓、许复道交最笃，宦游常与之俱”22。可见诗人高翥的心气很高，不肯对当大官的人低三下四，委屈自己。只有当最为知心的朋友出去做官时，他才乐意偕同前往。有的是投人门下当食客。如刘翰在绍兴间久客都下，迄无所就，为吴云壑居父之客。张弋原籍在北方，流落到南方后成为“湖海豪士”，曾是许定夫家的食客。张端义《贵耳集》说他:“颀然而长，面带燕赵色，口中亦作北语。许定夫馆于麾下。欲命官，不受。”

　　南宋时期，社会上存在一种游士和养士的风气。如魏文节（杞）和汪仲容就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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