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而大明几个外交机构中，只有四夷馆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培养翻译人才的所在。

　　而明朝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也不能不谓重视。

　　明初设立四夷馆时，由翰林院直接管理，从国子监生中选拔人才学习翻译。

　　到了宣德元年，朝廷甚至允许四夷馆在国子监生之外兼选官民子弟诵习夷字、充当译生。

　　弘治以前，四夷馆曾由内阁委官提督，译字生甚至能有机会被选入内阁办事、升任高官。

　　但到了弘治三年以后，朝廷便规定译字生通过学习后只能充当专职翻译官，不许别图出身，考校九年后，方可授序班职事。

　　这一政策改变了明初译字生科甲一体的出身，随后逐渐沦为杂流，即使馆中有表现优异者，升转任职亦皆在鸿胪寺。

　　这一变化导致了明朝学习外文的翻译人才质量逐步下降。

　　到了晚明，西方书本与技术的翻译和校对还是要靠徐光启、李之藻这样正规科举出身的士大夫。

　　但是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明中期开始对翻译人才选拔标准的变化也是为求统治稳定的一个体现。

　　四夷馆的译字生虽然是国家外交翻译的后备人才，但是在日常翻译过程中，他们往往被严禁与外国贡使直接接触。

　　外国贡时来京，都是主要由鸿胪寺和会同馆负责招待，翻译一般只是起辅助作用。

　　这么做的好处是杜绝了翻译“走漏夷情”的发生。

　　但由于晚明的夷情总是不胫而走，这一点微末好处对于朱翊钧来说也是无足轻重。

　　而这么做的坏处也十分明显。

　　原来于宣德元年时，朝廷对民间普通子弟学习外文的态度十分包容，译字生甚至被认作是“科举捷径”。

　　但到了天顺年间，由于朝中官员相当反感民间“私自学习，滥求进用”的现象，于是朝廷又恢复了明初的旧例。

　　民间诵习外文之风顿时锐减，到了晚明，甚至已经达到了在中日议和这种大事上只能任用沈惟敬之流的地步。

　　朱翊钧捏紧了手中的贺表。

　　要富国强兵，首先就要广开民智。

　　如果一个国家连鼓励民众学习外文的自信都没有，何谈普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呢？

　　就算是后期极其残暴的努尔哈赤，在创造了满文之后，也一样鼓励麾下众将学习汉文、蒙语与朝鲜文啊。

　　就连鞑子都知道，屠杀汉人不代表要全盘否定汉文明啊。

　　朱翊钧放下了贺表。

　　两日后。

　　万历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年节刚过，宫中喜气洋洋的红火气氛还未完全消散。

　　张诚捧着奏疏刚进乾清宫，还没议事，就听朱翊钧连下了两道圣旨。

　　一道是让鸿胪寺联同礼部主客司遣使去濠镜接待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与倭国使团。

　　另一道则是恢复弘治前的旧例，重新让内阁委官提督四夷馆，并准许民间

　　请收藏：https://m.ido24.org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