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那蒙古大将伯颜又怎么会屠尽常州呢？”
朱翊镠补充道，
“是啊，当年伯颜把常州屠的就只剩七个人了，且他征南宋的时候，还说要像曹彬征江南一样敛杀呢。”
李太后总结道，
“洋教就是嘴上说得好听话，手里做得杀人事，皇上即便对传教士感兴趣，挑几个看得顺眼的，封个不大不小的闲官也就罢了。”
蒙元留下的历史阴影过于沉重，朱翊钧一时竟也寻不出合理的说辞来反驳。
李太后和朱翊镠的观点可以普遍代表一般明朝人对基督教的看法。
蒙古对基督教徒的确十分宽容，但由于元廷当时的政策问题，基督教未能正式走向中国化。
蒙元的基督教徒虽然能受到元廷的重用，但他们在大都学习语言、翻译经书的时候，用的都是鞑靼文、拉丁文、波斯文，用到汉文的地方极其之少，导致基督教经文未能在元代进行成功地汉化。
且蒙元时代的基督教完全依附于蒙古人与色目人，是一种只流行于蒙古上层社会的信仰，其本身的文化
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与汉人和南人有着天然的文化隔阂。
再加上元朝后期，元武宗听信道士赵归之言，下令废金山十字封；元仁宗又起用李孟，采取政教分离政策，使得基督教在地方势力一泻千里。
这种政治上的依附性，大大制约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而当朱元璋推翻元政权之后，明廷害怕蒙古人从草原重取江山，因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禁止一切外来的宗教和外人的进入。
蒙古人不得不向北方逃去，而基督教教徒则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为最多，他们本来在元政权下多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
而明朝建立之后，基督教教徒的特权被取消了，明初的海禁政策又使营商环境失利了，庞大的教会开支顿时变得无以为继。
加上其它本地宗教在明政权中得到提携和眷顾，基督教作为一种汉化不成功的舶来品，自然受到明廷的无情的压迫和攻击。
而随元顺帝北去的基督教教徒，又受到草上喇嘛教和回教的影响，也渐渐失去了原本的信仰。
因此到了万历时期，西方传教士再次东来之时，明廷许多人仍然秉持着明初环境下的思想观点，把基督教视为与中国文化相悖的、需要时刻防备的“邪教”。
朱翊钧笑了笑，道，
“就算是只封个闲官，那也要朕瞧过之后再封啊。”
朱翊镠却道，
“臣以为，洋人没甚么了不起的，皇上即使要给洋人封官，也得让他们和我大明百姓一样通过科举，从童子试开始层层考校才能成为天子门生。”
“要是皇上一看到洋人就破格录取，对我大明子民也太不公道了，难道洋人信个教、皮肤白些，便天生就比我中国人高一等了？”
“洋人要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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