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但同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一样不适合眼前的状况。

　　在后世，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再加上《资本论》、马列这一系列颇为严谨的理论和纲领支持，到令得这种彻底的变革走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在眼下，武朝阔气了两百年，屈辱不过十年，过于激进的手段很容易变成一场无法停止的狂欢，纵然不至于步入方腊的后尘，实际上也难以产生良好的结果，这一直是宁毅想要避免的。

　　而在眼下，华夏军关于“华夏”这一块的提法，要求人们变革自强，拥有自己的权力，捍卫自己的权力，但一时间，也无法被底层民众深刻理解。毕竟在过去的上千年，读书人扛起一切社会责任，苦哈哈们埋头工作就是深入人心的分工方式。令军队“自强”，可以用军法，令民众觉醒却无法强制，因此，“华夏”的提法固然能在小苍河那种艰难时期振奋人心，却很难在和平的西南成为推动一切的核心理念。

　　那么，在此时的西南，能够成为核心理念的到底是什么？宁毅选择的仍旧是契约精神。

　　将退役或是负伤的老兵调配到各个村落成为华夏军的代言人，制约各地乡绅的权力，将华夏军在和登三县推行的基本的人权与律法精神写成简单的条例，由这些老兵们监督执行，宁可让执法相对机械化，打击各地为富不仁的情况，也是在这些地方逐渐的争取民心。

　　而为了令各地乡绅对于老兵的腐化速度不至于太快，不断进行的思想工作便是极为必要的事情。而这种模式，与美国早期的治安官模式，其实也有一定的类似。

　　从现实层面上来说，华夏军眼下的状况，其实一直都是一支在现代军队理念维持下的军管政府，在女真的威胁与武朝的腐败中，它在一定的时期内依靠战绩与军纪保持了它的强大与高效。但如果在这种高效逐渐回落后——即将近一代华夏军不可避免地要回归到生活中的轮回完成后——如果宁毅所放下的理念，无论是民主、人权、封建还是资本不能落地成型，那么整个华夏军，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崩离析的后果。

　　到如今，宁毅所花费功夫最多的，一是契约精神，二是基本人权。讲契约、有人权，做生意，其实也是在为工业革命、乃至资本主义的第一轮落地做准备。因为无论其它的主义会否成型，格物所推动的工业革命萌芽，对于宁毅而言都是真正触手可及的未来。

　　而在眼前较短的时期内，令这个治安体系尽量踏实地运作起来，彻底完成对成都平原的掌控，也有着另一轮现实的意义。华夏军在和登三县时约有六万军队，如今近一万去了徐州，五万多人——即便加上一定的民兵——要保证成都平原的统治，也只是堪堪够用。在女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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