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借来的时空”心存戒备，担心香港迟早会归还中国，因而在投资上采取“分散风险”策略，如英资“四大洋行”中，怡和抽调庞大资金收购英国、美国、南非、中东的公司，将鸡蛋分放在各大洲的不同篮子里。会德丰则全力发展航运，把“资产漂浮在公海上”，以策万全。太古也全力发展航空，把资金变成“会飞的资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在香港工业化进程中，华商却积极投身其中，从纺织扩展到制衣、塑料、电子、玩具、钟表，华商在香港经济最重要的行业制造业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华资通过将公司上市、发行新股筹集资金，，在制造业、航运业和地产业发展方面积极进取，财富急速膨胀，自信心日益增强，开始令置地等老牌英资公司相形失色。

　　香港的脉搏总是随着中国内地的命运而跳动，无论是它当初的被割离，还是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发展。一路坎坷走来的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发展。

　　70年代末，中国在毗邻香港和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等地设置经济特区，香港与内地中断二十多年的经贸联系迅速恢复。中国内地种种政治、经济举措无疑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香港原有势力的平衡。中国发展的强劲脉搏，备受压抑的香港华人、华商是最容易感受得到。

　　而英资财团既不能像华人企业家一样感受到北京政治和经济动向的改变，也不能像华人一样对香港的产业具有信心，这种信心需要一种安全感和快速牟取利润的机会主义同时支持。金钱、信心和民族主义在这几年所起的作用，已根本地改变了香港向来的势力均衡。

　　华资财团在香港从受压制、被支配到逐步崛起，英资财团从称雄香港到从巅峰滑落，正是这个时代转变的缩影和大国兴衰变化中的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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