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只有在提到洪新丽的时候，脸上的悲痛才会淡去，更多地流露出咬牙切齿的痛恨。
“只可惜，二十年前还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她的目光缓缓落在审讯室墙角的摄像头上，“那时候要是有这么多的监控器，洪新丽的谎话就能够被拆穿了！
这二十年里，我也买过一些法律方面的书刊杂志，偷偷做过功课，我知道鼓动别人自杀，或者是两个人约好了一起自杀，结果其中一个人吃了药，另外一个人不但自己后悔了不吃，还不给吃药的同伴叫救护车，这都是犯罪！
可是我知道了这些却没有用！
衡衡是在天寒地冻的公园树林里头喝的药，当时都已经是晚上了，那时候那个公园不收费，也没人看管，更没有监控摄像头！
洪新丽一家三口瞪着眼睛撒谎，说她晚上没有出过门，一直在家学习，做功课，偏偏就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说了谎！
哪怕我事后也辗转打听过，衡衡死的第二天，洪新丽好像没事儿人一样的回去上学，但是她根本就没有交作业！
衡衡死之后，他们家的所作所为，都是做贼心虚的！可是就是没有办法证明她当时和衡衡在一起！那个愿意偷偷告诉我自己听到的对话的那个孩子又胆子太小了，无论如何不敢站出来作证。
再说，那个孩子也才十五岁，她就算敢站出来，就她自己一个人，无凭无据的，也说明不了什么。
你们知道我有多绝望么？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孩子是被洪新丽害死的，但是我却没有办法还给孩子一个公道！
我还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家三口惺惺作态！”
她脸上的痛苦更甚，手指下意识抠着面前的桌板：“我丈夫本来是可以有希望多活几年的，他被检查出肝癌晚期之后，我痛苦到了极点，好不容易才振作起来。
我们两个商量着，保守治疗，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陪着孩子走过他人生最关键的那几年。
坚持到孩子考了大学，我就陪他去那些他想去的地方，多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让他能毫无遗憾地走……
可是孩子一下子出了事，我丈夫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活下去的欲望一下子就被抹杀了。
我们两口子为了孩子的事情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天一天耗在外面要讨个说法，我丈夫的治疗中断了。
后来肿瘤科他的主治医说，可能是因为精神刺激太大，他体内癌细胞的扩散速度比原本要快了不知道多少倍，可能活不了几个月。
你们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么？
我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了，一想到孩子不在了，过不了多久，我丈夫也就不在了……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面对一个没有他们两个人的世界。
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懦弱的想要先走一步，不想被留到最后，留到最后的人是最痛苦的。
我那时候就一个念头，我要死在陈大刚他们家门口，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家害得我们一家都活不成。”
宁书艺听她说着当年的经历，也觉得心里面沉甸甸的：“那是什么让你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是我丈夫。”于淑芳吸了吸鼻子，“他问我，就算我死在陈家门口又能怎么样？
他们大不了换一个房子，换一个城市，之后还是日子照样过。
一个那样毫无廉耻的人家，怎么可能会因为我死在他们家门口就自责到一辈子都活不好！
现在回头看看，还真被他给说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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