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穆二人也用同样的语调，劝巴夏礼转告爱尔金：一千名卫队带到通州以后，把其中的多数留在通州，只带少数人进京较为省事。

　　这些“遁辞”，巴夏礼听来极不顺耳。分明是早已接受的条件，而且写成白纸黑字、用“交换函件”的方式加以确定了的，怎么又变起卦来?

　　又过了两天，八月初四，巴夏礼偕同瓦勒克上校、骆克秘书与一位中国军官，去张家湾以南五华里处，选择可以驻扎英、法军队的地方，却看到上万的中国军队(憎格林沁的，加上北京调来的马步官兵)已经先到。

　　巴夏礼怒不可遏，又去通州责备载垣“背信”，然后就离开通州回天津，去向爱尔金报告。刚走到张家湾，他就被中国兵围住逮捕，押送到僧格林沁面前，捺在地上。

　　僧格林沁问他：“怎么敢对怡亲王(载垣)口出不逊？”同时命令他写信给爱尔金，停止进军。

　　巴夏札不肯。于是就被上了手铐脚镣押解北京，先后关在刑部大牢与高庙两地。

　　和巴夏礼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六名英国人、十三名法国人，包括卫队长安得生上尉，《黍晤士报》记者包尔贝与法国天主教德吕克。

　　僧格林沁向咸丰皇帝报告，竞说：“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挥，现已就擒，该夷兵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把敌人的翻译官看成统帅，无知至于如此安得不败!就在巴夏礼等人被捕的这天，英、法联军发动攻击，僧格林沁大败，丢掉七十四门大炮。

　　三天以后，八月初七(9月21口)，又在八里桥打一仗，僧格林沁再败。临阵督战的八旗禁军指挥胜保面部中弹，当场跌下马来。

　　清军于是放弃通州，退守北京。联军这时候已经把弹药几乎用光，无力再向前进，便假意续开谈判，暗中加紧由天津运来接济。咸丰皇帝指定恭亲王奕訢与爱尔金通函交涉。

　　谈到八月二十一日(10月5日)，联军准备完成，立刻翻脸不谈，绕过北京城的北边，向海甸与圆明园进攻。次日，英军占领海甸．法军占领圆明园。

　　联军以为僧格林沁驻扎在海甸，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然而他们扑了空。僧格林沁已经拔营而去，咸丰皇帝呢，早就在八月初八(9月22日)，八里桥之战的次日，即已离开北京，出狩木兰(逃去热河承德)了。

　　法军进入圆明园，把园内的历代玉器、瓷器、铜器、金银器恣情抢掠。英军来迟一步，却也检得不少。(他们把古物带回去，卖给有钱人。有钱人死了以后，子孙每每又卖出来或捐出来，于是大多数古物都间接、直接进入博物院。)

　　负责办交涉的恭亲王奕訢，在圆明园失陷以后，躲在长辛店不肯露面。

　　留在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一面联名请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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